因此，进入21世纪后，有学者在先前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分实践作为哲学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和实践在物质世界中的地位的问题，认为前者涉及马克思哲学变革即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问题，后者涉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实践观的区别问题[2]。

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等人则从道德心对于天地万物的遍润出发阐释仁心感通，例如唐君毅先生以道德心灵之感通开出三向九境，笔者曾从中引出感通本身先行于心灵和境界感通即存在的思想方向，也是指向前主体性的自感自通。大程子认为领悟到仁体，存养之则不失天理，这是因为天理不在仁体之外，仁体即天理，这是即实体即主体的，自实体言天理，自主体言仁体，所以大程子说：学者，须先识仁[34]，领悟到仁爱情感，把它推扩出去，实现在天地万物之中，证成与物无对的生存境界。

[23] 《大学》说致知在格物，朱子对致知的解释是：致，推极也。通由观法之切转，可以即主体性的感通活动，而领悟到前主体性的仁心自感自通，但在朱子学语境中，仁心不即是性、理，仁心感通只能在形而下的层面来理解，不能成立前主体性的仁心感通论。[32] 杨虎：《论冯梦龙的情感本体论》，《阴山学刊》2015年第2期。如读五经，学习其中的典章制度，对此有一种客观的了解，而参之于实际的礼法伦序，这就是格物穷理。不过，格物的感通义只是一种主体性的感通活动，格物活动的不同面向就构成了主体性感通活动的不同样式。

在知之感通中，格物所至之理即是主体的先在之理在物理中的具体实现。[33]《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6-17页。而习却是后天形成的习性或人心，其善恶智愚交杂且人各有别。

孔子率先发现了人的自我，创立了以仁学礼学为核心的原始儒学，提出了心安与不安的心性问题。因为在中国文化的视野中，神性就寓于人性之中，彼岸就存在于此岸世界。(《周易折中·卷九·彖上传》)王阳明在《重修山阴县学记》中阐述道夫圣人之学，心学也。最后总结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里的形而上，不仅仅是某种观念或原理，而且是一种本体存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精神是要确立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孟子·尽心上》)这就实现了心、性、天的贯通合一。精神超越或精神境界，说到底，不过是主体对宇宙人生真谛的体悟以及觉解后所获得的一种精神状态。《大学》之精义格致诚修，要在一心。所以，中国文化推崇神圣却不盲目崇拜鬼神，包含宗教精神却不执着于信仰的形式。

后期儒家基本上持同样的看法：人不仅是血肉之躯，更是形而上的理性存在和本体存在。因为其中包含着文化的精髓，传递着文明的精神。为此，老子为我们指出了两种途径，一种是以致虚守静、营魄抱一、专气致柔、涤除玄鉴等为心要的修证工夫，另一种则是将修行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以无知无欲、释智忘言、柔弱不争、无私无执、俭啬含藏、为道日损等为主要内容。至此心学开始有了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

⑨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从结果上说，主体对宇宙人生真谛有了完全的觉解，在思想上就会发生飞跃，产生一种超越有限而达到无限的解放感，获得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和快乐。

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上帝就是主体自我，天国就在主体自我的心中。

与此相应《中庸》也将为学的阶段与层次概括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同样把笃行作为修学的最后阶段，就是在学有所得之后还要努力践履之。其实，心学或心文化一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内涵着关于世道人心的深邃洞见，体现着崇高生命境界的实践智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与哲学、艺术、道德、科学相比，宗教在实现生命安顿方面可以说是别具一格。一、为天地立心：心学的旨归 中国人一向讲究要活出一种境界来。其间界限的消失，便是真人至人神人独有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乃是心理上或主观精神上的混沌，无差别状态。

知善知恶是良知中的良知，实质是通过人心的修为而达到对于道心的感知，即为致良知的本意。《宣言》以全人类文化发展进步为出发点，指出西方文化要解决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需向东方文化学习，学习东方当下即是，一切放下的精神，学习东方圆而神的智慧，即不执于抽象，注重对特殊性的关注与理解。

《中庸》之关键在于戒慎恐惧，在于率性尽性，皆需用心。而心性之学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思想的根据，是道德实践的基础。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道完全被人化了，自然变成了人化的自然。简单地讲道心是指得道、体道、合道之心，系与天地万物相通相合之心，也就是道在人心中的落实与贯通，人心是指人受后天环境熏习而形成的浅层意识之心，它在现实中表现为人的感知、思虑、情欲、拣择等心理活动。

在慧能看来，本心或自性是人固有的佛性，它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不动摇能生万法。(《坛经·疑问品》)把自识本心和自识自性看成是证成佛境的根本方法。正所谓惟精惟一天人合一。这就是后来儒家所说的十六字心传，认为其中包含着儒学的真谛。

在中国文化看来心蕴涵了所有的生命潜能和宇宙奥秘内求于心反求诸己式的修行，乃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即通过个体的内在修行，实现精神与人格的彻底转换，在古人那里称为变化气质、超凡入圣或明心见性。但这种超越和解脱，仍然是内在的超越和解脱，而不是来生来世，也不是超越现实的彼岸世界，因为心体即是佛性，即是宇宙本体，它就在众生心里，不在众生之外。

曾子这一思考问题的方式在孟子那里得到了发展，即发展成为尽心、知性、知天，以及思诚。早期儒家的天人合一论，以精神境界作为主体的价值目标，具有内在超越的思维特点。

正如王阳明在《象山文集序》中写道，圣人之学，心学也。主体对天道的体验过程，同时也就是体验人道的过程。

发现良心，是为了发挥良能。事实上，这也是儒道佛和整个中国文化所共同具有的心学特质。这正是人之可贵的根源。每一个凡人，都怀有圣胎道种，都怀揣无尽宝藏。

这种观念，内在超越的倾向特别鲜明。⑦⑧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第117页。

作为东方独特的实践方式，修行的本质是通过一系列内心证验的方式达到以心契道、天人合一和超凡入圣的境界。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②此理塞宇宙③此道之明，如太阳当空，群阴毕伏④。

(《孟子·告子上》)这个求放心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内求于心的修养过程。大道玄微，隐于形上，无相无迹、无声无臭，超越感官经验和言语名相，非人心所能及，唯有冥心内求、回光返照，才能对其进行直接地心证。